小提琴的发展在中国是上个世纪的事。老一辈学习提琴时，基本上都已是成人了。报考上海音专至少已是十六岁以上的学生，也有的是半路出家。如谭抒真原是学美术的，司徒华诚原是沪江大学化学系的。四十年代就有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培养音乐人才需从小开始，于是就有了常州少年班（前身为重庆青木关少年班）.其中就有上海的郑石生、中央乐团的前首席张应发等，还有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音乐学校。解放后院系调整，成立了音乐学院本科及附中。上音附中创办于1953年（前身为1951年的少年班），这种体制来自前苏联的天才儿童音乐学校。那时学琴的人少，会拉琴就是天才。当时全国国内乐团还是初建阶段，需要演奏人才也需要教师。因此，音乐学院主要是以培养独奏家、演奏员、教师为目标。当时招收一批有音乐才能的少年集中培养是有成效的，现在音乐教育界和交响乐团的不少骨干都出自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经过五十年代建立附中，56年建立附小，我国形成了专业音乐教育一条龙的体制。从附小起，入学的学生就作为专业音乐家培养。但是由于“文革”的原因，66年以前进入附小的学生都没有能进入大学，更无法完成大学或研究生的学业。但即便如此，当时只是中学毕业的学生中也出现了优秀的演奏人才，如潘寅林，唐韵等。文革期间虽有大批中学生学习提琴，动机是避免上山下乡或即使下乡也能提上来到文工团之类的劳动较少的单位，这批人因为所受教育不太正规，那时学校停课，他们的学习除了有音乐家庭背景的可以在家偷偷地学，其他只能是张三教李四的互学，或私下找老师，因此在演奏上成功不大。这些人中，后来有很多都成了改革开放后独生子女学琴大潮的家长，或业余的教师。在家长中，自己没学出来，就把希望寄托于子女的心态很普遍的。
78年招生后，大、中、小学都招收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有文革期的积累），这批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了国，而且其中有不少在专业 上继续深造，获得很好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成为数量可观的海外人才资源。

美国和欧洲的音乐教育情况

美国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音乐附中附小，他们那里学音乐的途径是多元化的。他们有大学音乐系（对文化 的要求较高，如哈佛，印地安那大学）；音乐学院（有偏重表演演奏的朱丽亚，曼哈顿音乐学院，也有偏重理论的曼纳斯音乐学等）；

中学阶段的音乐学习主要是中学的各种音乐活动、乐队、考级，或铃木教学法等；也有少数音乐学院设有“周末预备班”，但预备班只负责专业音乐教育，文化学习在外校就读，如小提琴家美岛莉，萨拉张等是这样出来的。
欧洲的音乐学院有悠久的历史，如巴黎音乐学院、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慕尼黑音乐学院等，他们也并没有附中附小，但他们的音乐教育有很好的传统，家庭音乐氛围较为普遍，几家合起来搞一场音乐会是很常见的，学校的音乐水准也较高。

除学校的音乐教育外，暑期音乐节、大师班在美国和欧洲是非常普遍的，这种学习与演出相结合的形式，成为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

国内音乐教育特点与弊端

我是1951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的，到1962年大学本科毕业，共接受专业音乐教育十一年。1982年和1991年分别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和奥地利考察学习一年半，也走访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担任专业小提琴及室内乐专业教学也有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后开始关心业余音乐教育，并在1994年与几位同事办起了周末的“丁善德音乐学校”，如今已有十个年头。回想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教学经历，其间有很多感想和思考。

从国内情况看，经过50年的发展，专业的水平和学生的技术程度越来越高，但我发现与我们当学生的五六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

1. 过去学琴的人很少，社会又封闭，除了进专业学校是没有办法学习音乐的。而今天，业余音乐教育大大普及。虽然其中鱼龙混杂，但如果有好的老师指导照样可以学琴，可以达到专业水平。

2． 由于进附小时学生年龄小，不少学生只是奉父母之命而学音乐，学生很难真正形成对专业的自觉意愿。不少孩子小时候很喜欢音乐，一旦进入专业学校，就变得不开心。他们对专业学习的艰苦无思想准备，所以积极性也不高。

3． 过早定专业，一生只能学音乐。我们有许多学生都
是这样，一旦长大了，有自己的意愿了学别的不成，改行又为时太晚，这些孩子如学得不顺利就感到前途迷茫。

4． 年龄太小不知道怎样练琴。如果不是家长老师陪练，所安排的半天练习时间，往往常是只动手不动脑，手在拉琴，脑子在开小差，造就一批手动得很快的技术型人才——“无脑儿”。

5. “填鸭式”陪练的结果可能出一定的成绩，有的甚至可以在国际上拿奖（这是教师加班加点投入的结果）。但却是一种类似用化肥催熟的水果，后劲不足，很难期望他们长大后成为创造型人才。个别“神童”长大后出现厌琴的现象。

6． 专业水平过快过高的发展（如有的附小学生就演奏艾尔加，普罗可菲耶夫等大学曲目毕业的），其他的音乐知识跟不上。如掌握大型乐曲的曲式结构，对乐曲的理解及音乐风格的表现等。

7． 原来体制就是为了培养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但小学，中学加大学已有13年，再加上进附小前5岁开始的4年和研究生3年一共就是20年，能成为独奏家的或参加国际比赛的，在大学生中只占不到1/50。实际上，中学毕业时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如一般的乐队演奏），但进一步深造又缺少所需要的文化根基。

8． 从大学部的情况看，近年附中上来的学生不如业余考进来的学生学习积极性高。报名参加重、比赛、专家上课等情况看，业余考进的学生都比较主动，而附中上来的学生比较被动。附中上来的学生在专业上一般基础较好，但花较多时间打工，在专业上除少数人外已无进一步的追求，只等着毕业进乐团。上海今年参加全国小提琴比赛，选上的六名学生中四名来自业余，仅两名是从附小附中上来的。

9. 近年来业余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已形成对专业音乐教育的挑战。许多专业团体退休的演奏员，教师投身于业余教育，小提琴，钢琴，甚至管乐器已大大普及。学琴者的年龄普遍低龄化，教师水平和教学方法的提高，从高中毕业后再考入音乐学院的人数越来越多。在2003年上音的招生中，小号专业前五名均来自普通高中，小提琴入学时高中生要比附中上来的水平差些，但毕业时完全可以持平，个别的还可能超出。

10． 对由高中考进的学生来说，学音乐是自己决定的，进入音乐学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天地，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又由于文化程度较高，善学会学，能举一反三，学习效率也相对较高。因为不象附中附小时仅靠感性的模仿就能“依样画胡芦”，大学的学习更多需要独立思考，这点恰是附中上来的学生不及的。

11．社会关注业余音乐教育远多于关注专业音乐教育。由于市场的需要，许多部门只组织业余比赛，很少组织专业比赛，加上业余的会演交流、中学生乐队、夏令营等，音乐生活十分活跃。而专业学生能参加比赛的仅是凤毛鳞角，每四年一次的全国比赛青年组少年组都有名额限制，一所学校最多只有四五名。

12． 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业余音乐学校。如上海就有“丁善德音乐学校”等，这类业余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成为大学，附中附小学生的后备生源。他们在这种既不影响文化学习又有良好的音乐环境中成长，毕业后还有多种选择各种学习方式很受家长欢迎。而音乐附中单一强调专业提高的结果，却是往往路越走越窄。



现在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多年，回顾小提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应说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就指出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小天才，长大了就不行了？小提琴人才小时好，大了不行的问题解决了吗？

二． 国外的小提琴大师如海菲兹，克莱斯勒能弹一手好钢琴，还能作曲，塞林更是掌握六七种语言的外交家，梅纽因，奥依斯特拉赫都身兼指挥，马友友在读大学时能选择“人文学”，而我们的人才除了拉琴还会什么呢？

三． 改革开放后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比赛获奖者，现在他们的情况如何？在国际上获奖，无疑是为国争了光，也显示了我国小提琴教学水平，但如果只以获奖多少来衡量一个学校，一位教师的成绩，是否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我们的人才标准是否以“获奖”为目标？像王健那样没有在重大比赛获奖的人才还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吗？

四． 和 体育运动不同，艺术人才的成熟期应在二三十岁后，而现在我们的获奖者则多数为中学生，似乎到大学毕业对演奏来说已“太老”，只能进入“退役期”当教师或坐乐队，结果成了只有“技”少“艺”的运动员式的人才，是什么造成这种现象？

五． 每次全国业余小提琴比赛，老师们常为涌现的好苗子高兴，但是一旦进入了专业学校，却又不见得怎样，拉琴反而不如小时候有感觉，这是怎么回事？

六． 是否应像保护国有资产一样保护少年儿童的音乐才能和音乐兴趣，不要过早开发？小学生应学小学阶段应学的知识（包括专业和文化），专业超前发展是好还是不好？（现在小学学中学的教材，中学学大学的教材，甚至幼儿学成人教材的情况并不少见）。

七． 小提琴是独奏乐器但更多情况是合奏乐器，如果教材只是音阶，练习曲和协奏曲，我们国家的乐队队员会有良好的素质吗？小提琴单科独进的学习方法能否造就真正的小提琴家？

八． 音乐学院附中的文化学习如何能既保证专业学习又能使学生具备较全面文化修养？

九． 大学阶段如何根据学生设分不同的培养目标？以国际比赛为目标的尖子肯定是少数，对大多数以乐队演奏员或以教师为目标的学生如何从体制和课程上得到保证？和国外比较，我们的家长十分关心子女的学习，这是优势，但如果关心过头，成了包办代替，反而是帮了倒忙。我们的老师非常尽职，但孩子们的学习如果只是跟一个老师，哪怕是再好的老师，这种单一的营养吸收总是有限的。应当承认我们的音乐环境与国外比是有差距的，国外的环境就像是一个大花园。园丁的任务只是松土，浇水，花是自己长的，有长得很好的花，也有很次的花。而我们有点像制作盆景，主要是老师的作用，花儿们比较被动，难怪有的花儿不开心。我觉得我们老师更应该为学生创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应当多举办各种夏令营，大师班等。

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我国音乐教育传统与国外也有所不同，如何根据变化的情况作相应的调整是必要的。提出以上问题是希望引起对教学体制、教学思想、教学方法的讨论，使小提琴教育事业能“与时俱进”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作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