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期间，美国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将他在美国办了九年的帕尔曼学校搬到了上海，在多方的支持下，从8月8日到28日共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帕尔曼大师班，参加的学生除了他从美国带来的35位，还有经过录像挑选的同等数量的中国学生。教师中有长期与他一起办班的12位美国教师，还邀请了8位中国的弦乐教师一起上课，并进行交流，这的确是件新鲜事。三周的繁忙虽带来了劳累，也带来了思考。
帕尔曼作为一位世界级独奏家为什么要办这样的一个大师班？我们认识这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家是从舞台演出开始的，还记得八年前他和以色列交响乐团来上海时令人难忘的琴声。听说原来并没有安排来沪演出的计划，只是怀着对在第二次大战中上海是唯一不用签证及护照而能成为被迫害犹太人避难之地的亲切感情，坚持要来上海演出的，并带着怀旧的情感去了当年犹太人的居住地。而今年他带来的就不仅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一所学校、一种办学的模式。他所提倡的“超越局限的音乐教育”是来自他自身从一个天才儿童的成功之路，他笃信“学音乐必须从更广泛的领域理解音乐”，并认为培养音乐人才不能局限于对某一门单项乐器的学习，应该通过室内乐训练学会与其他演奏员的配合，也要在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学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此增强对世界文化的理解。这些理念我们也曾听说过，记得二十多年前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的那部获奥斯卡记录片奖的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小提琴小学生时侯好，大了就不行了？”。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都过去了，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观呢？有几个数字是令人吃惊的，据“小演奏家”杂志社的调查，琴童通过学习乐器，回答比以前更不开心的竟高达百分之八十，而且因为学习乐器而和父母的关系更为紧张。有的琴童就想赶快通过十级，从此可以再也不碰琴了。而来自另一则报章消息说，我国中学生在头脑奥林匹克数学比赛总是名列前茅，但长大后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却放弃数学，甚至憎恨数学，这种状况与我们音乐学院中有的尖子学生小时候经常获奖，长大后不愿再拉琴几乎是相同的，这很值得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反思，到底在我们的教学中出了什么问题？这次帕尔曼的大师班，可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现场示范，有一些东西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
这次参加大师班的都是学小提琴、大提琴等弦乐器的学生，可是在课程表上却安排了每天两小时的合唱课，帕尔曼不管多忙总是摇着轮椅准时出现在课堂，总能让人听到他那混厚的低音，而其他的教师也是如此，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似乎与器乐演奏“不搭介”的合唱？当我们认为应该加强室内乐的教学时，但一涉及如何排课我们就十分地头疼，因为没那么多的教师、没那么多的教室、也没那么多的课时费等等，可是在帕尔曼大师班13个组重奏却只有两三个教师？从来管弦乐队的排位被认为是种资格和能力的认可，而当我们为乐队的排位斤斤计较时，帕尔曼却让学生频繁地变换位置，连一段展现个人技巧的独奏片段他也要求十几个人接力似地每人拉上一句？原来听说大师班是不让旁听的，据说他不愿让上课的学生变成当众表演者，后来也许是一再要求吧，有了几次公开的大师班，很多外地教师都赶来听课，却发现他们在做游戏，帕尔曼更像一位主持人，让学生们相互教、相互讨论。依我看，目前我国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着不小的差距。本人有机会自1982-1983年去美国当访问学者，1991年又去奥地利学习了半年，回国后，依照国外夏令营的办学经验，和几位教师一起到各地举办不同的音乐夏令营，1992年在成都、1993年在厦门鼓浪屿、1994年在哈尔滨、2000年在苏州、2001年及今年又连续在雁荡山，规模上有了发展，也积累了办夏令营的经验。我认为，夏令营最大的好处是创造了一种环境，发扬了团队的精神，今年的雁荡山夏令营，参加人数达150人之多，除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师生外，还有来自山西、河南、安徽和湖南的琴童，另有韩国、日本的学生，甚至还有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附中学生，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团队中，如60-70个业余琴童组成的弦乐队，经过五天的排练，排出了亨德尔的大协奏曲和斯特劳斯的蓝色多恼河圆舞曲等，从未参加过合奏的小小班（年龄最小6岁）也排出了泰列曼的卡农曲，专业的学生则以弦乐四重奏组参加比赛，其中有五个组获得了丁善德奖学金。专业和基层教师组成的室内乐队也在加拿大小提琴家指挥下合作完成了德伏夏克的作品。河南来的小姑娘在教师乐队的伴奏下演奏维伐尔地协奏曲“春”，有十八个组临时组成的小型重奏组参加了业余组的比赛，其中六组获优秀奖、六组获良好奖。多次夏令营的经验驱使我们致力于发掘有才能的孩子，并特设了蓓蕾奖，给予下一年夏令营全额的奖学金，这就是夏令营的另一种精神：给予更多的成功机会，人是需要鼓励的，一次小小的成功会带来学习上的动力，而在平时，这样的机会是太少了。
这次帕尔曼学校的大师班在教学理念和思路上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大师班、夏令营和平时的教学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在大师班、夏令营里，学生会比较开心，学习更为主动，吸收知识更为广泛？！如果说在二十年前，我们要求的是“希望国家重视教育”、“多些教育经费投入”、“改善教师待遇”等，而今天，我们关心的应该是教育思想应如何创新。在音乐教育中我们的优势是技术训练和基础训练，我们的教师责任心重、投入热情，但从长远来看如何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如何让学生的学习更加地灵活和更富有创造性？“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的作者黄荃愈曾提到；中国的教育数千年来从未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体，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我们不注意学生的主动学习愿望，只把学生当成一个被动的空容器，而教师的任务就是填塞，就会出现教育的误区，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认为：就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人能做的，是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因为创造力是不能教的，就像种子一样，需要一定的环境才能成长。
我们应该思考，当前以器乐考级为代表的素质教育是否出现了误区？为什么理应让人更加热爱大自然表达美好感情的器乐学习竟成了痛苦的技术操练？我们的教师如何才能冲破长期“师道尊严”、“应试教育”的传统模式？我们的家长如何能摆脱“急功近利”、“跟风学样”的陋习？如何解决好“中小学时好，大了就不行”的问题？如何才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大师人才？随着经济与国际接轨，教育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这些都是进一步推动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深刻地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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